闪光灯记忆

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是心理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由学者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于1977年首次提出。它指的是，人们对于那些亲身经历的、出乎意料的、且具有极高情绪唤醒度的重大公共事件（如国家灾难、重要人物遇刺、重大庆典等），在发生那一刻的“接收情境”所形成的，一种异常清晰、生动持久、细节丰富的自传体记忆。

这种记忆之所以被称为“闪光灯记忆”，是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在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有一盏巨大的“闪光灯”在你脑中“咔嚓”一声，将那一刻的所有场景细节，都像照片一样，巨细无遗地、永久地“定格”了下来。

“闪光灯记忆”的核心构成要素

一份典型的“闪光灯记忆”，其所包含的，并非事件本身的核心事实，而是关于“我”在得知事件消息那一刻的个人情境。其经典构成要素包括：

• 地点（Place）：当事人得知消息时，自己身在何处？（“我当时正在学校的教室里。”）
• 正在进行的活动（Ongoing Activity）：得知消息时，自己正在做什么？（“老师正在讲课。”）
• 信息来源（Informant）：是谁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是同桌悄悄告诉我的。”）
• 自身的情绪状态（Own Affect）：自己当时的第一情绪反应是什么？（“我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 他人的情绪状态（Other Affect）：身边其他人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全班同学都开始窃窃私语。”）
• 事件的后续影响（Aftermath）：得知消息后，紧接着发生了什么？（“那天下午，学校就宣布停课了。”）

例如，许多美国人对于“9·11事件”，都能清晰地回忆起上述所有细节。同样，很多中国人对于“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也拥有类似的、不可磨灭的“闪光灯记忆”。

“闪光灯记忆”的特征与争议

“闪光灯记忆”虽然感觉上无比清晰和准确，但大量的后续研究表明，它也具有一些独特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特征。

首先，其核心驱动力是“个人重要性”与“情绪唤醒”。一个事件能否触发“闪光灯记忆”，关键不在于事件的宏大程度，而在于它是否在个体心中，产生了足够强烈的“个人关联感”和“情绪冲击力”。

其次，它具有“高置信度”与“易错性”并存的特点。这是关于“闪光灯记忆”最大的争议点。人们对自己“闪光灯记忆”的准确性，抱有极高的、几乎不容置疑的信心。然而，心理学家的追踪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忆的细节，实际上会像普通记忆一样，发生扭曲、遗忘和“重构”。人们可能会将事后听来的信息，无意识地整合进自己最初的记忆中，但他们自己却对此深信不疑。简而言之，“闪光灯记忆”的“鲜活度”是真实的，但其“准确度”却可能是虚假的。

对舆情工作的深刻启示

“闪光灯记忆”理论，为我们深刻理解公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集体记忆”和“认知固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学解释。

第一，要深刻认识到“第一印象”的“不可逆性”。

对于能够触发“闪光灯记忆”的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和官方媒体在“黄金时间”内发布的“第一份通报”、“第一场新闻发布会”、“第一段现场画面”，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些“第一信息”，将成为构建千百万人“闪光灯记忆”的核心素材。一旦这个“第一印象”是错误的、混乱的、或缺乏温度的，它将被牢牢地“刻录”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后续再想通过辟谣或解释来修正，将面临巨大的、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因为你对抗的，不再是一条错误的信息，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一段“坚如磐石”的个人历史。

第二，在危机沟通中，必须兼顾“事实传递”与“情绪抚慰”。

“闪光灯记忆”是由“高情绪唤醒”所触发的。因此，在重大危机事件的沟通中，官方的表达，绝不能只有冰冷的、不带感情的事实陈述。必须在第一时间，通过语言和行动，对公众（特别是受害者）的情绪，进行充分的、真诚的“共情”与“抚慰”。要将“我们对逝者表示沉痛哀悼”、“我们对所有受影响的民众感同身受”等充满人文关怀的表达，置于信息发布的最前端。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本身就是构建积极“闪光灯记忆”的关键一环。

第三，要善于运用“仪式感”和“关键符号”，塑造积极的集体记忆。

在成功的重大事件（如奥运会开幕、航天员凯旋）中，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具有高度仪式感的环节和视觉符号，来主动地、积极地为全社会，创造一段美好的、值得铭记的“闪光灯记忆”。这些积极的集体记忆，是凝聚民族向心力、构建国家认同感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