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衰减”效应在舆论中的体现

“同情衰减”，是一个源于心理学的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会随着受害者数量的增加而呈现出非线性的、递减的趋势。简而言之，我们对于一个具体个体的苦难，往往能报以最强烈的同情；而对于一个庞大的、由统计数字所代表的受难群体，我们的情感反应强度反而会不成比例地减弱，甚至变得麻木。这一效应在网络舆论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灾难、事故等负面事件的关注模式和情感反应。

“同情衰减”在舆论中的具体表现

在舆论事件的传播和演变过程中，“同情衰减”效应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体现：

• “一个人的悲剧”远胜于“百万人的统计”：

  一个配有姓名、照片、生平故事的、具体的受害者，其遭遇能够轻易地穿透公众的心理防线，引发海啸般的同情和关注。而一个仅有冰冷伤亡数字的灾难报道，即使其规模远超前者，也往往难以激发同等级别的情感共鸣。在舆论场中，一个具象的、可感知的“他/她”的故事，其传播力和情感动员能力，远远超过了一个抽象的、数字化的“他们”。

• 关注焦点的快速“个体化”与“故事化”：

  在重大灾难或事故的初期报道中，即使媒体公布了宏观的伤亡数据，网络舆论的焦点也会迅速、自发地转向寻找和传播那些最令人心碎的、最具故事性的个体案例。例如，在地震报道中，被压在废墟下坚持数日最终获救的某个孩子、痛失亲人的某位老人的哭泣，会成为整个舆论场的情感核心，而宏大的救援叙事反而退居其次。

• 对持续性、大规模苦难的“审美疲劳”：

  对于那些长期的、慢性的、涉及人数众多的苦难（如持续的饥荒、旷日持久的战争、长期的环境污染等），公众的同情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磨损”。初期的震惊和同情，会慢慢被一种无力感和麻木感所取代，导致舆论关注度的持续下降。除非出现新的、极具冲击力的个体故事，否则很难再次激活公众的情感反应。

效应产生的心理根源

“同情衰减”并非源于人性的冷漠，而是与我们大脑的认知机制有关：

首先，我们的大脑更善于处理具体而非抽象的信息。一个具体的人的面孔和故事，能够激活我们大脑中负责共情和情感处理的区域。而一个庞大的数字，则主要由负责逻辑和计算的区域来处理，很难引发相应的情感投入。

其次，存在一种“心理麻木”机制。面对无法想象的、大规模的苦难，我们的大脑可能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通过情感上的抽离来避免被巨大的负面情绪所压垮。

最后，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我们更愿意为一个可识别的、具体的个体提供帮助，因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帮助所带来的效果。而面对一个庞大的、匿名的群体，个体的帮助行为会显得杯水车薪，这种无力感会抑制我们的同情和行动意愿。

对公共治理与舆情工作的启示

深刻理解“同情衰减”效应，对于政府部门和媒体在灾难报道、公共募捐和政策宣传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一，在灾难报道与舆情引导中，必须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故事”相结合。在发布权威、宏观的救援进展和伤亡数据的同时，必须善于挖掘和传播那些能够体现人性光辉、传递希望和勇气的个体故事。通过具象化的英雄事迹和感人瞬间，来持续地、有温度地连接公众的情感，维持社会对事件的关注和支持。

第二，在公共募捐和公益宣传中，应聚焦于“可识别的个体”。公益广告和募捐文案，如果能将宏大的社会问题，聚焦于一个具体的、等待帮助的孩子的面孔和故事，其募捐效果和传播力，通常会远胜于展示一组冷冰冰的统计数据。

第三，在进行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等风险沟通时，不能仅仅依赖数据警示。向公众宣传“酒驾死亡率高达XX%”的效果，可能远不如播放一个因酒驾而破碎的家庭的真实纪录片。通过讲述具体案例的惨痛教训，能够更有效地唤起公众的风险感知和行为自觉，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