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

后真相（Post-truth），是《牛津词典》2016年度词汇。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舆论生态：在此生态中，客观事实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的影响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于诉诸个人情感和信念的影响力。“后真相”的“后”，并非指真相已死，而是指真相的地位，已被“降级”和“边缘化”。人们在形成看法时，首要依据不再是“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而是“这件事是不是符合我的感觉？”、“这件事是不是印证了我本就相信的东西？”。

核心特征：情感优先于事实，立场决定事实

后真相时代舆论最核心、最普遍的特征，是情感的压倒性胜利和立场的绝对优先。一个能够激发强烈情感共鸣的故事，其传播力和说服力，远远超过一份充满枯燥数据的客观调查报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中，一篇讲述某个家庭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而遭遇不幸的、催人泪下的（尽管可能是虚构的）故事，其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效果，往往远超数百篇科学界发布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严谨研究报告。因为故事直接与我们大脑中负责情感和共情的区域对话，而科学报告则需要我们启动耗费精力的理性分析。在后真相时代，情感成为了事实的通行证。

与此同时，人们会主动地、有选择性地去接受那些能够印证其既有立场和世界观的事实，而对那些与之相悖的、哪怕是铁证如山的事实，进行本能地排斥、质疑甚至攻击。例如，在一个备受争议的公共事件中，如果一个人已经坚信某位官员是腐败的，那么他会积极地搜寻和传播所有关于这位官员的负面传闻，并将其视为“证据”。而当官方发布澄清通报，拿出详实的证据证明其清白时，他很可能会将这份通报解读为“官官相护”的“洗地”行为，从而更加坚信自己最初的判断。在这里，事实不再是塑造立场的基础，反而，立场成为了筛选和认证事实的“过滤器”。

结构性后果：“事实”的部落化与权威的消解

上述两大特征，在算法推荐和社交媒体的催化下，带来了两个深刻的结构性后果。

其一，是“事实”的部落化与碎片化。在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不同的社会群体，生活在由不同“事实”所构成的、相互隔绝的平行宇宙中。不再有全民共享的、作为公共讨论基础的共同事实。以国际冲突的舆论场为例，支持A国的网民与支持B国的网民，每天都在消费着内容完全相反的“事实”，双方都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相，并将对方视为被洗脑的愚昧之人。这种事实认知的根本对立，使得任何有意义的公共对话都无法展开。

其二，是权威信源的消解与“真相的贬值”。传统的主流媒体、专家学者、政府机构等权威信源，其在信息真实性上的最终裁决权正在被不断地削弱和挑战。一个匿名网友发布的、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小作文”，其在舆论场中的权重，有时甚至能超过一家主流媒体历时数周的深度调查。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导致了真相本身的严重贬值。

对公共治理与舆情工作的深刻挑战与启示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基于“以事实说服人”的公共治理和舆情工作模式，构成了根本性的、颠覆性的挑战。官方辟谣的效力被极大削弱，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异常困难，政府公信力的构建也面临全新课题。

面对这一困境，舆情工作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思维升级。首先，要坚持“事实+情感”的双轨沟通。在发布权威事实的同时，必须以同样甚至更高的优先级，去处理公众的情感诉-求，用有温度的、人性化的语言，去回应公众的关切。其次，要从信息发布转向叙事构建。不能只满足于提供零散的事实碎片，而应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构建一个更宏大、更完整、更具说服力的正面叙事。要善于讲故事，用生动的、可感知的个体故事，来承载和传递主流价值观。最后，也是最根本的，要将信任作为最宝贵的资产来经营。在后真相时代，公众相信的，不再是某个孤立的事实，而是那个他们长期以来所信赖的信源。因此，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必须通过在日常工作中，持续不断地展现其专业、透明、负责任和有温度的形象，来长期地、耐心地储蓄自己的公信力。只有当信任的堤坝足够坚固时，才能在后真相的洪水来袭时，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