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理论,又称涵化理论或教养理论,由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及其同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该理论主要关注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等具有高度普及性和重复性内容的媒介,在长期、潜移默化中对受众的现实认知、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的影响。它认为,媒介所呈现的“象征性现实”会逐渐塑造受众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尤其是在受众缺乏直接经验的领域。
一、核心观点与起源
培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长时间接触特定媒介内容(尤其是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模式和价值取向)的受众,会逐渐将其内化为自己理解社会现实的参照框架。媒介并非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媒介现实”。对于重度接触者而言,这种媒介现实会越来越接近他们所感知的真实世界。格伯纳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暴力内容对观众暴力认知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卑鄙世界综合症”概念,即重度电视观众更容易认为现实世界充满危险和不信任。
二、主要机制与概念
培养效果的产生主要通过以下机制:
其一,主流化。指不同社会背景和群体的重度媒介接触者,会因为长期接触相似的媒介内容,而逐渐形成趋同的、主流化的观念和态度。媒介内容往往代表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或某种被强化的特定视角,重度接触者会不自觉地向这种主流靠拢,从而缩小不同群体间的观点差异。
其二,共鸣。指当媒介内容与受众的个人生活经验或所处环境相吻合时,媒介的培养效果会得到强化,产生“双重剂量”效应。例如,生活在高犯罪率社区的居民,如果同时是重度电视暴力内容的观看者,他们对世界危险性的感知会比其他重度观众或仅生活在高犯罪率社区的轻度观众更为强烈。
三、在网络舆情环境下的延伸与应用
虽然培养理论最初基于电视研究,但其核心思想对理解当前复杂的网络舆情环境仍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虽然内容更为多元,但也可能形成特定的“培养”环境。例如,算法推荐可能导致用户陷入“信息茧房”或“回音室”,长期接触同质化的信息和观点,会强化其既有认知,形成对特定议题或群体的刻板印象,这与培养理论中的主流化有相似之处。
其次,网络上反复出现的特定叙事、标签、表情包或某种情绪基调,如果被用户长时间、高频率地接触,也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相关事件、人物或社会现象的看法和判断。
再次,当网络上的某些负面信息或极端观点与个体的某些负面生活经验产生“共鸣”时,其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负面培养效果可能会被放大,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或对立。
四、对舆情研判与引导的启示
培养理论提醒舆情研判者和引导者:
一是要关注长期趋势和潜在影响。舆情不仅是短期事件的反应,也可能是长期媒介接触和信息培养的结果。需要分析网络舆论场中是否存在某些持续性的、可能产生负面培养效果的叙事模式。
二是要警惕“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偏差。网络上呈现的舆论生态,尤其是经过算法筛选和群体互动强化的观点,可能与社会整体的真实态度存在差异。
三是引导工作需着眼长远。改变已经形成的认知偏差和刻板印象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持续不断地提供全面、客观、多元的信息,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介环境”,以对抗不良的培养效果。
四是重视不同群体的媒介接触习惯差异。针对不同网络社群和信息接触偏好,采取差异化的沟通策略,避免“一刀切”,以提升引导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理解培养理论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到信息环境对公众认知塑造的深远力量,从而在舆情工作中更加注重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