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研究《反对社交媒体的论据比你想象的更有力》-- Nathan Witkin

The Case Against Social Media is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这篇文章是学者内森·威特金对哲学家丹·威廉姆斯关于社交媒体影响的系列文章的回应。这里是对该文的总结摘录。


威廉姆斯认为,针对社交媒体在政治和认知层面造成危害的指控被严重夸大了;而威特金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这些危害非但没有被夸大,反而被严重低估了。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即便社交媒体没有直接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情感极化”急剧上升,它也通过一种“精英激进化”的模式,使我们的政治变得更加愤怒、部落化和暴力,其负面影响远超我们想象。

威特金的论证分为两大步:“哦,是吗?”(对威廉姆斯证据的批驳)和“那又怎样?”(提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替代理论)。


第一部分:“哦,是吗?”——对现有证据的审视

威特金首先系统地反驳了威廉姆斯用来削弱“社交媒体危害论”的四条主要证据:

  1. 极化历史悠久:威廉姆斯指出政治极化早在社交媒体出现前就开始了。威特金承认这一点,但认为这并不能排除社交媒体在近年加速或改变了这一趋势的可能性。他指出,自2010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普及后,我们拥有的高质量数据点非常有限,难以得出确定性结论。

  2. 老年人极化最严重:威廉姆斯引用研究称,互联网使用最少的老年人群体反而是极化增长最快的。威特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误导,因为它忽略了“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社交媒体上的极端内容和争议,会迅速被有线新闻等传统媒体捕捉和放大,而老年人正是这些传统媒体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虽不直接使用社交媒体,却间接受到了其议程设置和极端化基调的深刻影响。

  3. 国际趋势分化:威廉姆斯指出,在社交媒体同样普及的其他西方国家,极化趋势并未像美国一样上升,甚至有所下降。威特金反驳说,这些国际比较的数据同样稀疏,且无法告诉我们“反事实”情况——即如果没有社交媒体,这些国家的极化趋势会是怎样。或许社交媒体在美国加剧了上升趋势,而在德国减缓了下降趋势。

  4. 实验研究效果甚微:威廉姆斯强调,高质量实验未能发现停用或改变社交媒体算法对个人极化有显著影响。威特金再次指出“溢出效应”是这些实验的根本局限。实验参与者即使停用自己的账户,依然生活在一个被社交媒体深度塑造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家人、朋友、新闻来源无一不被社交媒体影响。因此,短期、个体化的实验无法捕捉到社交媒体对整个社会生态的长期、系统性影响。


第二部分:“那又怎样?”——提出“精英激进化理论”

在批驳了威廉姆斯的证据后,威特金转向了文章的核心,即“那又怎样?”。他认为,即使我们承认社交媒体与“情感极化”的直接因果关系不明确,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情感极化”本身就是一个过于狭隘的衡量指标**,它无法捕捉社交媒体对政治造成的真正危害。

为此,威特金提出了网络政治的“精英激进化理论”(elite radicalization theory)。该理论的核心逻辑如下:

  1. 机制:注意力经济与负面偏见:人类心理存在“负面偏见”,即我们天生对负面、危险、愤怒的信息更敏感。社交媒体的算法和商业模式正是建立在最大化用户参与度的基础上,因此会不成比例地放大那些能激发强烈负面情绪(如愤怒、恐惧、部落对立)的内容。

  2. 行动者:精英影响者的崛起:这种机制催生了一批新的“政治影响者”。这群人只占总用户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声音极大且不具代表性,通过持续生产耸人听闻、充满道德愤慨和攻击性的内容来收割注意力和影响力。这个“精英”群体不仅包括网络原生红人,也涵盖了利用社交媒体放大自身声音的政治家、评论员和记者。

  3. 后果一:认知扭曲与行为改变:这批精英影响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哈哈镜工厂”,让大多数沉默的用户误以为整个社会都像网上呈现的那样极端、对立和愤怒。这种被扭曲的社会认知,可能演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促使普通人也开始采取更极端的言行。

  4. 后果二:从线上言论到线下暴力:威特金强调,这绝非无害的“线上角色扮演”。他引用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准实验研究,这些研究强有力地证明,社交媒体渗透率的提高与现实世界中的负面政治行为直接相关,包括仇恨犯罪的增加、抗议活动的升级以及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投票率上升。这表明,精英影响者煽动的情绪,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了线下的暴力和政治动荡。


结论:重新定义问题

最后,威特金指出,“精英激进化理论”的一大优势是,它不需要以两党“情感极化”的加剧为前提。许多线上精英影响者的立场是民粹主义的,他们攻击的是跨越党派的“建制派”,而非特定的敌对政党。这种环境甚至可能削弱人们对传统两党的认同,导致更多人成为政治独立人士。

因此,社交媒体的核心危害或许不在于“极化”(polarization),即让民主党人更恨共和党人,而在于The Case Against Social Media is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情感”(affective)本身——它系统性地提升了整个政治话语的情绪强度,使其变得更加愤怒、非理性和暴力。

文章总结道,威廉姆斯等人的“反潮流”观点过于狭隘,他们紧盯“情感极化”这一特定指标,却忽视了社交媒体在过去十五年里,通过赋权一小撮精英影响者,对美国乃至全球政治生态造成的广泛且深刻的破坏。我们目睹的政治暴力飙升、MAGA运动的崛起以及激进政治的常态化,都与这个由社交媒体驱动的、充满敌意的政治新环境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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