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转为常态化后舆情监测重点的变化
根据新华网新闻通报，佛山市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进入低水平散发状态，防控策略也随之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这一转变，标志着社会治理的重心从“非常态”的危机应对，回归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与之相对应，舆情工作的监测重心、研判视角和工作目标，也必须进行同步调整。
一、 监测焦点的调整：转向“正常化生活中的防控体验”
在应急处置阶段和常态化防控阶段，我们都需要监测涉及民生的“微观”舆情，但二者的性质、舆论的容忍度以及我们关注的侧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应急处置的“战时”状态下，监测的微观舆情焦点是“底线民生保障”问题，如“隔离期间物资能否送到”、“危重病人能否转运就医”等。此时，公众对于因防控而导致的生活不便，具有较高的容忍度，舆论的核心诉求是“保命”和“保供”。
而在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后，监测的焦点则必须转向公众在“正常化社会生活中的防控体验”。此时，公众的心态已从“共克时艰”转变为“回归日常”，对各类防控措施的审视变得更为挑剔，容忍度显著降低。监测的重点应相应转变为：
- 对“过度防控”与“层层加码”的监督性舆情：
要重点监测，是否存在因处置零星散发病例，而进行不必要的、超出规定范围的大规模封控、停工停产、强制全员核酸等“一刀切”行为。这些在应急阶段被视为“果断”的措施，在常态化阶段则极易被视为“过度反应”，并引发关于“科学精准”与“乱作为”的激烈讨论。
- 对“防控成本”与“生活便利”冲突的抱怨性舆情：
要密切关注公众对常态化防控措施所带来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便利性问题的抱怨。例如，“公共场所扫码流程繁琐”、“核酸点布局不合理、排队时间长”、“因弹窗等问题导致出行受阻”等。这些看似琐碎的“槽点”，是检验防控措施是否“人性化”、是否与正常社会运转相兼容的关键指标。
- 对“基层哨点”专业性与规范性的评价性舆情：
新闻中提到要“提升基层哨点监测敏感性”。在常态化阶段，公众会更关注这些“哨点”（如社区、药店、小诊所）在执行防控要求时的专业性和规范性。舆情监测需关注是否存在“哨点人员政策不清、解释不一”、“对散发病例反应迟缓、处置失当”等问题。这些是防止疫情死灰复燃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展现基层治理水平的窗口。
- 对“常态化爱卫运动”的形式主义批评：
新闻中提到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舆情监测需主动搜集市民对相关工作是否存在“一阵风”、“走过场”、“只做表面文章”等形式主义的批评和举报。这些是检验长效化机制是否“走心”而非“走形”的直接反馈。
简而言之，监测焦点的调整，是从过去关注“有没有”的底线问题，转向了现在关注“好不好”、“精不精”、“顺不顺”的体验和质量问题。
二、 研判视角的调整：从“生命安全焦虑”转向“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在应急处置阶段，舆情研判的压倒性主题是“生命安全”，任何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防控措施，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容忍度。而在常态化防控阶段，研判的视角必须转变为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这对矛盾的动态平衡的审视。
研判工作需重点分析：
- 公众对“统筹”的感受度：要分析舆论中，是否存在大量关于“防控措施影响企业复工复产”、“防疫要求阻碍正常商务往来”、“层层加码影响物流畅通”等反映“统筹”不力、顾此失彼的负面舆情。
- 市场主体的信心与预期：要关注本地企业家、商户、投资者等群体，在网络上对于本地营商环境、消费复苏、政策支持的讨论和预期。他们的信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 对医疗资源挤兑的担忧：要研判公众是否担心，在常态化防控下，医疗资源会过多地被用于处理零星散发疫情，从而影响了其他疾病患者的正常就医。
三、 工作目标的调整：从“危机管控”转向“信心建设”
应急处置阶段，舆情工作的首要目标是辟谣、控-制恐慌，属于“危机管控”。而在常态化防控阶段，工作目标则应转向更具建设性的“信心建设”。
工作重点应调整为：
- 加强对“精准防控”成效的宣传：要善于发现和宣传那些“发现一起、处置一起，迅速扑灭零星散发疫情”的成功案例，通过具体、生动的报道，向公众展示本地疾控体系的专业能力和高效率，增强公众的安全感。
- 大力营造“正常化”的社会氛围：宣传的重点，应从“疫情的威胁”转向“复苏的活力”。要多报道商圈的人气、企业的产能、文化的繁荣，主动设置议程，引导公众将注意力转移到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共谋未来发展上来。
- 建立常态化的健康科普与风险沟通机制：将疫情期间积累的科普经验常态化，定期向公众宣传蚊媒防制等公共卫生知识，并就零星散发病例的情况，进行科学、冷静、专业的风险沟通，避免“一有病例就恐慌”的社会心态回潮。
总之，从“应急”转向“常态”，对舆情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从“战时思维”切换到“日常思维”，以更精细的监测、更平衡的视角、更具建设性的目标，服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两个大局。